戴午林于2024年9月1日凌晨病逝，终年85岁。得此噩耗，修志界的同行痛惜不已。虽然戴午林不是人人皆知的明星，但他一腔热血干修志这一行，干得风生水起，硬是把冷板凳坐热，他是修志界的明星。了解戴午林的人都知道，他是江苏省方志界的“老”，为镇江地方志工作乃至全省地方志工作做过较大贡献。
“让修志传统发扬光大”
1939年5月出生的戴午林，1957年就读于孔子故里山东曲阜师范学院历史系。曲阜悠久的历史、厚重浓郁的文化氛围，使他受到深深的浸润和熏陶。1961年毕业后，分配至日照市教育系统，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文革”后辗转回到家乡镇江，从事党史编研工作。1982年，他参加了在苏州大学举办的首期全国地方志研究班，回来后，积极协助关注地方志事业的领导，向社会大声疾呼，宣传我国修志的优良传统和编修新方志的意义，得到市委、市政府的重视。1984年底镇江地方志办公室成立，1985年，他奉调至市地方志办公室。修志伊始，人手短缺，办公条件简陋，工作“清苦、艰苦、辛苦”，有的同志不禁心灰意冷，而戴午林满腔热情、耐心地向这些同志宣传盛世修志的意义和光明前景。他坚信，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将给方志事业带来更多的机遇和挑战，有党和政府的领导，有社会各界的支持，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修志传统，一定能发扬光大。“要让中华民族修志的优良传统在共产党人手里发扬光大”，这是他经常宣传的一句话，更是他行动的宗旨、矢志不渝的心愿。为了能更好地继承发扬修志传统，平时他努力学习，潜心研究方志理论。他先后选读了《方志学通论》《方志今议》《方志学概论》《新方志编纂实践》等专著。凡是有关方志研究的书籍，只要知道，他总要想尽办法求得，认真研读。去云南开会，得知玉溪市地方志办公室编纂了一本《年鉴学概要》，他立即联系购买。听说来新夏教授编著了《中日地方史志比较研究》，他即写信索求。夜阑人静，他常常还在灯下苦读、写阅读笔记。星期天，家中人来客往，他躲到办公室学习钻研。结合工作实践，他先后撰写多篇学术论文，其中关于首届修志模式的研究、关于志鉴互补的研究，在方志界引起较大反响。《镇江市志》编纂不久，他担任副科长、市志副主编，分工主持制订凡例、行文通则。他先后研究了十多部志书的凡例与行文通则，结合镇江修志实际，制订出科学合理的《镇江市志·凡例、行文通则》，此凡例与行文通则得到修志界同行的赞许，多家兄弟志办先后来索要，作为学习参考。他深入研究资料长编的作用，在分志编写中推行编辑资料长编的举措，为市志的审稿、考证提供了翔实、可靠的依据。1992年10月，他从中联系，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城市志指导小组组长陆天虹被聘请为《镇江市志》顾问，陆天虹为提高《镇江市志》质量提出了许多有益建议。多年来他主持或参与编写志稿、年鉴和地情丛书。参加审阅市、县级志稿十余部，审改专业志、乡镇志、专志、年鉴、地情丛书数十部，负责审稿及参与编写的志书、年鉴、地情丛书频频在省或全国获奖。他常年超负荷工作，每年审稿都要达到100多万字，加班加点是常事。年过八旬的母亲住院、岳母骨折，他无暇照顾，一切均由贤慧的妻子张巾雄代尽孝心。在他与其他同志共同努力下，首部《镇江市志》在全省率先出版。
开拓更广泛的工作领域
随着志书的出版，一批老同志离开了工作岗位，戴午林担负起了主持办公室全面工作的重任。这时经常萦绕他脑际的一个问题是：怎样继续开拓发展地方志事业，搞好第二次创业。针对一些人认为志书出版大功告成，地方志可以“鸣金收兵”的想法，他和其他领导带领同志们联系实际，展开讨论，明确了工作方向：地方志事业绝不能停留在编修一本志书上，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开拓更广阔的工作领域。
1992年他分工筹备年鉴编辑工作，像当年编市志一样，全身心地投人，《镇江年鉴》逐年编纂，成为市地方志办公室的主体业务，质量稳步提高，影响越来越大。后来他又带领全办同志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开展征集编纂地情资料工作，先后编辑出版了《镇江改革开放十五年》《光辉的二十年》《镇江抗日史话》《镇江百年反帝斗争》《我是镇江人》等8本地情丛书。与镇江日报社合办专栏，与镇江市电台、电视台联办节目，组织宣讲团深入学校、厂矿企业宣讲；开展名村名镇名山志编纂……镇江地方志事业搞得有声有色、红红火火，不仅在全市有一定影响，在省内也颇有名气。
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
戴午林对于“众手成志”有着深刻独特的理解，他认为编修地方志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一个敢抓、敢闯、敢干的人来牵头，但不可过于夸大个人的作用，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作为领导干部只有摆正个人与集体的位置，依靠集体的力量，才能编出高质量的志书。
1990年，他担任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副主编，是主任、主编的好助手。1997年任主任、主编后，他注重发挥副主任、副主编的作用，调动全办人员积极性。他善于用人所长，容人所短，使每个同志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对社会各界人士、离退休老同志，他十分尊重，以诚相待，经常上门或召开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真诚赢得了友谊和支持，在有关镇江市地方志工作的重要决策中，在《镇江市志》的资料征集或审稿工作中，这些专家学者、老同志都尽己所能，给予关心和帮助。由于戴午林虚怀若谷，诚恳待人，在全国方志界亦结交了一批朋友，与梁寒冰、来新夏、王复兴、吴奈夫、杨静琦、仓修良、陆天虹等著名专家学者建立了较密切的联系，或上门拜访，或通信联系，或请来做业务学术报告。《镇江年鉴》编撰工作初期，他想方设法锻炼年鉴工作队伍，提高全市编鉴工作水平。《镇江年鉴》创刊以后，他先后邀请全国年鉴研究会会长尚丁和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肖东发，到镇江指导年鉴工作。
1998年年末，戴午林同志退居二线，任调研员。当市委主要领导人征求他的想法和意见时，他由衷地表示赞同，并滔滔不绝谈起了地方志事业发展的种种设想和思路，一席话令市委书记为他不计较个人得失，甘为人梯的宽广胸襟所感动，当即联系新闻单位，要求媒体采访宣传地方志工作者和他们从事的平凡而有意义的工作。1999年1月份，《镇江日报》在头版报道了有关专访，鼓励戴午林这样一批盛世修志的工作者，继续光大祖国的修志事业。
镇江的知名散文杂文作家马温这样评价戴午林：修志一事“难不难？难啊，难过走蜀道，老戴在蜀道上走了几十年，甘苦自知。老戴走了……，人虽走，但他留下一部市志，这是可以藏之名山的。……老戴走了，盛世还在，还会修志，不知后来人如何将蜀道走成通途。”
淮安市政协原副主席、淮安市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荀德麟撰写挽联，告慰老友在天之灵：
戴公不朽，第一江山传志鉴；
学问翻新，几多载籍出津梁。
（叶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