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江市史志办 张国平

内容提要：2015年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春节团拜会上指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周恩来总理从小就受到嗣母严格的家庭教诲，五岁就给自己立了一条规矩：每天完成功课后，还要练习写一百个毛笔字。12岁就发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铿锵有力的誓言，奠定了周恩来总理的家国情怀与智慧。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制定了十条家规，他几十年如一日始终坚持，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周恩来一生严于律己，品德高尚，为人所景仰，这是他平生注重道德修养的结果，践履了“修身—齐家—治国”的一条人生奋斗路径。周恩来是国家总理，管理着一个“大家”，他始终把自己当作人民的勤务员，以身作则，从自己做起，从自己家里做起，被人民群众称为“人民的好总理”，被邓小平看成是“我党我军优良传统的化身”，这与他刻骨铭心的家规家训家风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熏陶分不开的。正如他曾说过：“一个人的幼年所受的影响，往往在他的思想、生活作风上长期存在。”家规家训家风滋养了周恩来总理治国理政的情怀与智慧，留给我们一份极其丰富和珍贵的精神财富，也是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为之景仰和自豪的典范，它像一面镜子告诫和昭示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始终为人民用好权、执好政、做好事，为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精彩篇章作出贡献。本文从家庭教育滋养周恩来总理治国理政情怀与实践方面作些研究探讨。

2015年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春节团拜会上指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1]周恩来总理从小就受到嗣母严格的家庭教诲，五岁就给自己立了一条规矩：每天完成功课后，还要练习写一百个毛笔字。12岁就发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铿锵有力的誓言，奠定了周恩来总理的家国情怀与胸襟。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制定了十条家规，他几十年如一日始终坚持，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周恩来一生严于律己，品德高尚，为人所景仰，这是他平生注重道德修养的结果，践履了“修身—齐家—治国”的一条人生奋斗路径。周恩来是国家总理，管理着一个“大家”，他始终把自己当作人民的勤务员，以身作则，从自己做起，从自己家里做起，被人民群众称为“人民的好总理”，被邓小平看成是“我党我军优良传统的化身”[2]，这与他刻骨铭心的家规家训家风熏陶分不开的。正如他曾说过：“一个人的幼年所受的影响，往往在他的思想、生活作风上长期存在。”[3]这里从家庭教育滋养周恩来总理治国理政情怀与实践方面作些研究探讨。

一、周恩来运用家规家训家风中蕴涵“求同存异”的情怀与实践，着力寻求治国理政共同点

“求同存异”是周恩来家规家训家风蕴涵最具情怀与智慧的思想内涵。新中国成立前，周恩来在做统一战线工作时就重视“求同存异”。他曾说：“干革命，人越多越好，为了团结更多的人，思想上可以‘求同存异’。”[4]周恩来在中共党的七大《论统一战线》的报告中，既批评了“抗战的武汉时期，有人主张我们是‘求同而非异’，就是说只有同而没有异”的右的观点，也批评了“‘左’的强调区别而不去求得今天统一的方法”[5]，强调要“懂得这个统一性和区别性的道理”[6]。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周恩来在统一战线工作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新中国成立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周恩来仍然强调坚持“求同存异”。他指出：“我们同党外人士合作就是在共同的大前提下，接受他们的好意见，丰富我们的主张。只要大的方面有了共同性，小的方面存在差别是允许的。”[7]他在谈到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时说：“我们不可能设想，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铁板一块，大家都是一个想法，对任何问题的看法都一样。如果我们的统一战线是这样，它就不能发展，就会停止不前，甚至要后退。”[8]这对做好我党统一战线工作指明了方向、凝聚了人心、积淀了力量。

新中国从成立之日起，周恩来及时把求同存异的思想方法运用到外交等工作中。他在万隆会议上提出“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为会议的成功奠定了基础，这早已成为外交佳话。然而，这之前，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他就阐明了“求同”与“存异”的辩证统一，指出：“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和人之间尚有不同，何况国家、民族呢？我们应当通过相互接触，把彼此思想沟通。”[9]在指导推进中国同英国的关系时，他提出“我们的态度是求同而不求异”。在指导推进中国同印度的关系时，他指出，在宣传上，“应该根据求同存异的方针”，强调“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之后，周恩来在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这一重大外交活动中，再次高超地运用了求同存异的方法。他以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提出了既讲分歧点又讲共同点的公报草案，令尼克松、基辛格为之叹服。他提出“通过双方坦率地交换意见，弄清楚彼此之间的分歧，努力寻找共同点，使我们两国的关系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10]。打开中美友好往来的大门正是按照这一方法进行的。同样，中日邦交正常化也是按照周恩来指出的途径——经过中日“双方的努力，充分协商，求大同，存小异”去实现的。怎样才能和平共处？周恩来的观点是：“先把双方不同的立场说清楚，然后找共同点，这才是诚实的态度，这样才能相处下去。”[11]正是由于周恩来在国际交往中善于求同存异，才既能保持独立自主，走好自己的路，又能融入世界，实现和平共处。

周恩来在政府管理中，一个重要方法也是求同存异，正确处理不同思路、不同性格、不同方面的人的关系，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国家建设服务。1950年8月24日，在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上，周恩来作《建设与团结》的讲话时指出：“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们的智慧、才能、性格各有不同，相互之间有时是有矛盾的。团结就是在共同点上把矛盾的各方统一起来。善于团结的人，就是善于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的人。”[12]“我们在自己的队伍中，就是要强调统一与团结。统一矛盾并不妨碍个性的发展。”[13]

周恩来善于求同存异，在尊重个性的基础上寻找共同点，在共同点上把矛盾的各方统一起来，使矛盾双方在共同基础上达到团结一致和谅解，充分彰显了周恩来治国理政“求同存异”的情怀与智慧。

二、周恩来贯穿家规家训家风中蕴涵“平等相待”的情怀与实践，注重坚持治国理政人民性

“平等相待”是周恩来待人处事的基本行为准则。他对人民、对国家、对领袖始终忠心耿耿。在处理大国与小国外交、管理者与老百姓的关系上，周恩来的思想方法是“平等相待”。据周恩来外事秘书陈浩回忆，1952年召开使节会议时，周恩来发现有的大使有大国沙文主义思想，便抓住这个问题，讲大国沙文主义的危害，提倡对外平等待人。周恩来指出：“对亚非国家，我们应当有‘以大事小’的胸怀，要尊重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感情。”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倡导“承认一切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他指出：“我们重视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是一个大国，容易对小国不尊重。我们在人民中就经常提出警惕大国沙文主义思想的问题。由于历史的传统，大国容易对小国忽视和不尊重，因此我们经常检讨自己。”万隆会议后，周恩来主张各国以万隆会议精神相互约束。他认为，“这就是一种国际保证，使得国家不分大小都可以和平共处，互相帮助发展而不附带任何条件”。周恩来在处理中国同柬埔寨、缅甸等国关系时，尊重小国、“平等相待”的做法，给西哈努克亲王、吴奈温总统留下了难忘的印象。1965年9月，西哈努克亲王在《怀念中国》的诗中写道：“你是一个大国，毫不自私傲慢，待人谦虚有礼，无论大小，平等相待。”周恩来逝世后，1976年1月15日，吴奈温总统写道：“虽然周恩来总理是一个大国领导人，但是，他同较小国家的领导人交往时，总是平等待人；他处理同较小国家的关系时，在包括复杂问题在内的各种问题上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同情与和解精神。”

中国共产党是依靠人民、为了人民、服务人民的党，政府工作人员都是人民的公仆，必须为老百姓服务。周恩来认为政府总理这样的“大官”也就是人民的“总服务员”。他经常说：“我是总服务员。”他要求各级政府管理者，都要服务好老百姓，当好人民的服务员。他从昆曲《十五贯》的内容联想到政府管理，提出要处理好“官”与民的关系。“我们国务院，人民群众要见我们，有的也难见。”“《十五贯》教育我们做‘官’的人，让我们想一想，是不是真正在为人民服务。”[14]1946年10月，在纪念鲁迅逝世10周年时，周恩来指出：“对人民，我们要如对孺子一样地为他们做牛的。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15]“人民的世纪到了，所以应该像条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16]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担任政府总理26年，实践了这一诺言。在国家建设中，周恩来坚决反对只顾局部不顾整体的观点和行为，既要求大家合作、齐心协力搞建设，也要求大家共同发展、共同享受发展的成果。1957年8月4日，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召开的民族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如果不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不能摆脱贫困落后的状态的。要摆脱这种状态，只有我们五十多个民族，大家合作起来，共同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要建设这样的国家，不能单靠汉族。”[17]汉族离不开兄弟民族，兄弟民族没有各民族特别是汉族的帮助，也不可能单独发展。各个民族必须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共同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是任何民族都不能例外的。我们不能设想，只有汉族地区工业高度发展，让西藏长期落后下去，让维吾尔自治区长期落后下去，让内蒙牧区长期落后下去，这样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要所有的兄弟民族地区、区域自治的地区都现代化。全中国的现代化一定要全面地发展起来。”[18]“我们中国这个民族大家庭是要大家幸福，包括兄弟民族上层分子也要得到真正的幸福。”[19]“我们社会主义的民族政策，就是要使所有的民族得到发展，得到繁荣。”[20]周恩来走到哪里，就把为人民服务的温暖带到哪里。

“智慧是从群众中来的”、“在劳动人民中遍地的人才，遍地是我们的老师”[21]。周恩来的“平等相待”的思想方法，反映了大国对小国善居其下的智慧，反映了治国理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服务人民”的情怀与胸襟，反映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下观”“和文化”的思想精髓，凝聚了和平相处、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力量。

三、遵循家规家训家风中蕴涵“瞻前顾后”的情怀与实践，注意凸显治国理政全局观

“瞻前顾后”是周恩来在治国理政中长期坚持的全局念、大局观、整体观的谨慎观察、认真思考和科学决策。在治国理政中，周恩来认为订计划要瞻前顾后留有余地，全面安排也需要瞻前顾后，政府工作就要抓“全面规划，瞻前顾后，分期进行”，预备好了才行动，不打无把握之仗，不打无准备之仗，强调有目标地稳步前进，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全面发展。周恩来坚决反对只顾眼前不顾将来的短视行为。1954年9月23日，他在《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不能够只看到眼前的利益而忽视了长远的利益。为着我们子子孙孙的幸福，我们不能不暂时把许多困难担当起来。”[22]在生产和生活的关系上，不能只想着提高眼前的生活水平。“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人人都要关心提高我们国家的生产力。”[23]“只有生产不断地增加，不断地扩大，才能逐步地克服我们人民的贫困，才能巩固我们革命的胜利，才能有我们将来的幸福。”[24]周恩来也坚决反对在建设中贪大贪多、不顾人民当前生活的急躁冒进行为。他指出：“我们必须妥善地安排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在保证国家建设规模逐步扩大的同时，使人民生活得到逐步的改善。”“如果不关心人民的当前利益，要求人民过分地束紧裤带，他们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还要降低水平，他们要购买的物品不能供应，那么，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资金也不能积累，即使重工业发展起来也还得停下来。”[25]

在水利工作上，存在着搞大工程和一般农田水利建设的矛盾。大工程搞多了，就会在人力、财力、物力上影响一般农田水利建设的安排，还会直接影响农业生产，影响人民的当前利益。如果忽视大工程建设，则会影响农业生产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后劲，从而影响人民的长远利益。周恩来要求瞻前顾后，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1953年8月20日，在政务院第186次政务会议上，周恩来认为水利工作过去三年有很大的成绩，但也有偏差，着重搞大工程而对一般的农田水利工程注意不够。他指出，在一定时期内，几万万人的眼前利益还是农田水利，搞大工程时间很长，长远的利益应与眼前的利益相结合。有时眼前顾得多了就影响长远，有时顾了长远就与现实脱节。植树造林是百年大计。在林业工作上，周恩来将当代人的利益与后代人的利益结合起来。1952年，周恩来就亲自批示，抽调部队，组建护林武装部队，加强对东北、内蒙古森林的保护管理。1962年提出了“伐木与育林，重点放在育林”、“越伐越多，越多越伐，青山常在，永续作业”[26]的林业发展方针。他批评古代人只知建设不知保护森林，后代子孙深受其害。“黄土高原是我们祖宗的摇篮地，是民族文化的发源地，但是这个地方的森林被破坏了。”[27]今天，不能用剃光头的办法采伐森林，“营林是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不能吃光了就算，当败家子”[28]。“治水治错了，树砍多了，下一代人也要说你。”[29]，“造林是百年大计，要好好搞”[30]。周恩来认为每一代人要做好每一代人的事，既不要给子孙后代带来不利后果，也不要企图把子孙后代的事情都做完。我们把理想变成现实，得几代到几十代人的努力，要世世代代传下去。

周恩来每次处理对外交涉、参加国际会议等都重视事先作好充分准备，透彻地分析形势，准确地掌握各方面的情况，制定出可行的谈判方针和具体的斗争策略。毛泽东、周恩来访问苏联并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重大外交出访活动。为保证这次外交出访活动的成功，周恩来进行了多方面的精心准备。到苏联后，由周恩来起草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苏方未作原则性的修改，从一定意义上是“瞻前顾后”运用的成功。

周恩来“瞻前顾后”的治国理政理念，是带有方向性的问题，启示我们观察和思考问题时，必须从长远的、动态的角度出发，看到事物的发展变化，力图避免认识僵化。

四、周恩来坚持家规家训家风中蕴涵“中和守衡”的情怀与实践，努力把握治国理政和谐度

周恩来善于守衡并善于将中和和守衡结合起来，使治国理政在相对平衡中存在、发展、共赢。周恩来担任总理后，1949年12月22日，在对参加全国农业、钢铁、航务会议所作的《当前财经形势和新中国经济的几种关系》讲话中很快就指出：“做好工作决定于处理好各种关系。”例如，在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时，他反对走向任何一个极端，指出：“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才能使各方面的工作生气勃勃，否则就死气沉沉。”[31]新中国成立初期，物价暴涨，人心不稳。稳定物价是政府管理的一项重要任务。1950年9月30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为建国一周年举行的庆祝大会上又指出：“为了稳定通货和物价，必须平衡财政收支和保证物资供给。”[32]他支持陈云果敢采取统一全国财政管理的办法，用极大的努力来增加财政收入，减缩财政支出，使收支接近于平衡，制止了通货膨胀。

1956年，在三大改造高潮推动下，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经济建设出现了脱离平衡、急躁冒进的倾向。周恩来同陈云一起进行反冒进斗争，强调经济建设必须注意平衡问题。周恩来借鉴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轻视农业、轻工业，影响民生的教训，指出：“轻视这两者就会带来不好的后果，就会发生经济发展上的严重不平衡。”[33]周恩来指出：“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合理安排，以便集中主要力量，逐步地解决人民的吃、穿、用方面的最迫切的问题，并且逐步地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建立新的平衡。”[34]调整的中心是要恢复和发展农业；同时，要“尽一切可能使工业产品的数量、质量、品种趋于均衡的发展”。调整是要解决不平衡的问题，从而建立新的平衡。调整对摆脱危局、走出困境，产生了积极的重大影响。

一位外国朋友曾说：在周恩来身上，从来没有那种狂想主义和极端主义的色彩。这句朴实而平凡的话，比较准确地概括出了周恩来“中和守衡”的思想方法特点。“中和守衡”也是周恩来治国理政的一个重要思想方法。

五、周恩来秉持家规家训家风中蕴涵“博采众长”的情怀与实践，充分汲取治国理政先进源

周恩来总是“博采众长”，虚心从他人的意见中汲取治国理政的做法和经验。他认为，“一切国家，一切民族，都有长处，也有短处，有优点，也有缺点”[35]。他号召“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必须把世界上一切好的东西都学来”。同时在怎么学上，“我们应该有批判地学习，不是盲目地学习。有批判地学习，就是要学人家的长处和优点；不盲目地学习，就是不要把人家的短处和缺点也学来。”[36]周恩来谦虚谨慎，心胸似海，善于倾听各种意见，显示了高超的领导艺术和丰富的政治经验。

1963年12月14日至1964年2月29日，周恩来在出访亚非欧14国期间，多次用“天涯处处有芳草”的诗句，教育中国代表团人员应该向这些亚非欧国家学习一切有益的东西。他访问埃及时，参观尼罗河上正在修建的阿斯旺水坝工程后，决定中国派代表团去学习。他访问摩洛哥时，参观一座由意大利帮助兴建的炼油厂后，深感其现代化设备和现代管理水平比中国先进，决定让石油部派技术专家去学习。他品尝摩洛哥的柑橘时，盛赞其个儿大、皮薄、汁多、香甜可口，作出了引进摩洛哥柑橘优良品种的决定。他访问阿尔巴尼亚时，了解到当地的油橄榄出油率很高，对解决人民食用油问题很有好处，决定引种油橄榄树。回国后，他还在昆明一林场栽下引进的第一株油橄榄树。

在国家建设的每个重大项目都会有多种不同意见和方案。专家们从不同的立场、不同的经验、不同的理论水平、不同的视角和兴趣出发，其看法和主张之间的分歧是不可避免的。1964年12月18日，周恩来在治理黄河会议上提出：“集中对的，去掉不对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样才能不断前进”[37]。以黄河三门峡工程的改建为例，当时存在着“放淤派”、“拦泥派”、“炸坝派”、“不动派”四派的意见和方案。周恩来召开治理黄河会议，详细了解各派的意见和方案，在吸收各派意见和方案长处的基础上，最后决定改建方案，重点加大泄流排沙能力，挽救了一个接近失败的工程，避免造成了重大损失，推动了治理黄河事业的发展。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对于弘扬传统、国家发展、民族进步和社会和谐具有十分重要意义。家规家训家风滋养了周恩来总理治国理政的情怀与智慧，善于把握大局，统筹兼顾，寓刚于柔，寄理于情，留给我们一份极其丰富和珍贵的精神财富，也是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为之景仰和自豪的典范，像一面镜子告诫和昭示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始终把“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作为价值追求，坚持用好权、执好政、做好事，为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精彩篇章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