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和政府带头过紧日子，目的是为老百姓过好日子，这是我们党的宗旨和性质所决定的。”深刻阐释了“过紧日子”要求所蕴含的重要意义。抗战时期，面对敌人军事进攻加经济封锁的困难局面，镇江敌后抗日根据地党政军干部发扬艰苦朴素的作风，团结一致，自力更生，勤俭节约，开源节流，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从而渡过了难关，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样的历史经验，对“过紧日子”有很多重要启示。
“白天多做事，晚上少点灯”
1943年春，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处于日伪顽的夹击之下，形势十分严峻。中共苏皖区委决定分散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精兵简政，加强基层工作。与此同时，面对根据地缩小，税收锐减，财政经济极度困难的局面，各级党政机关都相应作出了“过紧日子”的部署。
中共苏皖区委下发《关于五六两个月财经工作的紧急决定》，着重强调厉行节约。明确规定只有口粮、衣服、电料、医药和军工生产5项费用允许开支，其他费用一律停发。要求广大干部“白天多做事，晚上少点灯”，“一张纸两面写，一个信封四次用”，千方百计把费用压缩到最低限度。此后，又发出了“厉行节约，爱护公物，不浪费一粒公粮、一根公草”的号召。
苏南行政公署召开财经工作会议，研究确定关于增收节支、健全财经制度、严格财经纪律等一系列措施，如党政机关干部供给与部队指战员同一标准，每人只发一套棉衣，并规定穿两年；两年后，还要把棉花取出归还后勤供给部门保存，棉衣的旧布用来做鞋子。
中共茅山地委对干部供给作出严格控制，连领取一床棉被都要经过地委书记批准，给干部们发放制作过冬棉背心的布料时，以最节省的剪裁方式为标准，做到一寸都不浪费。苏皖区党委书记江渭清到茅山地区检查工作，地委按照顶格标准给他准备的“招待”菜是一盘炒鸡蛋和一盘青菜。
扬中县抗日民主政府将工作人员的供给标准压缩为：每人每月津贴4角（约合当时1斤猪肉的价格），每人每天伙食费2角，衣服鞋袜自行解决。县长施光前为了节省鞋袜，到了夏天都是赤脚，被大家戏称为“赤脚县长”。
坚决不给人民群众增加负担
在严重的经济困难面前，镇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财经工作始终坚持轻税薄赋的原则不变。各级党政机关从自身开源节流，同时开展大生产运动，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同心同德渡过难关，坚决不把困难转移到人民群众身上，坚决不给人民群众增加负担。
当时，镇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是征收田赋公粮和货物营业税。这两大类的征收标准始终保持在较低水平，如田赋征收标准约为3%左右，即使在最困难的时期也未增加。在敌我双方争夺激烈的边缘区、游击区，日伪一般每亩年收田赋二三十斤大米，而我方只收四五斤，对比明显。各级党政机关还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以90%的精力投入到帮助群众增加生产中，以10%的精力开展税赋征收。
1943年年初，镇江敌后抗日根据地按照上级的统一部署，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在茅山地区，句容县抗日民主政府组织群众在茅山北麓的玉晨乡大山洼（位于今句容市茅山风景区）修筑茅山湖，被群众称为“新四军水库”。新四军在句容陈庄修建的水坝被群众称为“新四军坝”。在丹北地区，山北县抗日民主政府在圌山区伏元乡（今镇江新区姚桥镇伏元村）的泡子滩组织群众开荒成圩600余亩，当年即喜获丰收，群众给此圩取名“新生圩”，以纪念共产党、新四军的功绩。
在大生产运动中，各级党政机关利用工作间隙参加生产劳动，在帮助群众发展生产的同时，做到粮、菜、柴等物资的部分自给，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许多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到第一线参加劳动，如中共茅山地委书记汪大铭不仅参加机关劳动，而且带领机关干部帮助群众开垦荒地，共同营造各种林木900多亩。
“公家的钱不能借”
中共苏皖区委高度重视财经纪律，要求财经部门和干部严格执行财经制度，严把经费使用和审核关，不符合规定的支出坚决不予批准，把“过紧日子”贯穿于日常。对于违反财经制度的现象，坚决予以查处，保证了财经纪律的严肃性。
新四军第十六旅供给部副部长涂凤初在红军时期就从事部队的后勤工作。抗战来到茅山后，他经常对身边的同志说：“抗日时期的供给工作与过去比不同了，我们要发扬红军时期的优良传统，把党交给我们的工作管好！” 一次，一位烟瘾很大的战友找到他，想请他签字批准，借点公款买烟抽。涂凤初内心十分不忍，这位战友是战斗部队的干部，在抗日前线出生入死，提出这样一个小小的要求真的不算过分，但执行财务制度是铁的纪律，于是他掏出自己口袋里仅有的几元钱交给这位干部，诚恳地说道：“公家的钱不能借，这是我平时节余的津贴，你拿去用就是了。”
1944年春，中共苏皖区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吴宝康带了一个小组到丹（阳）溧（阳）地区开展调研。因经费不够，向地方县政府借款25000元应急。按照当时的规定，县长只有1000元的批准权，这笔借款已超出了县政府的权限。但县财务科长纪律意识淡薄，擅自作主将钱借出。区党委得知后，立即给地方县委去信提出批评。严肃指出，县委负有保证遵守财经制度执行的领导责任，违反财经制度是缺乏党性的表现。最终地方县委作出深刻检讨，县财务科长被给予党纪处分，吴宝康被区党委诫勉谈话。这件事在抗日根据地引起很大反响，党员干部普遍受到一次党性教育，执行财经纪律和制度的意识明显增强。
几点启示
镇江敌后抗日根据地艰苦朴素的作风，对党团结带领人民群众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留下了宝贵经验，对今天“过紧日子”也带来了重要启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过紧日子”是检验党性的试金石。近年来，党中央反复强调“过紧日子”的要求，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刻的政治考量，这是继往开来、成就伟业的时代要求，也是对广大党员干部的重大政治考验。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检验一名干部理想信念是否坚定，主要看其在重大政治考验面前有没有政治定力。”定力源于信仰，信仰铸造忠诚。党员干部的政治定力，说到底就是党性问题。在镇江敌后抗日根据地，以涂凤初、汪大铭、施光前等为代表的绝大多数党员干部经受住了“过紧日子”的考验，坚守初心，坚持原则，坚韧不拔，表现出坚强的党性，但也有极个别的党员干部过不得“紧日子”，贪图享乐，腐化堕落，暴露出党性淡薄的本质，最终走向了历史的反面。“过紧日子”是检验党性的试金石，党性真不真、强不强、实不实，在它的面前都会显露无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论我们国家发展到什么水平，不论人民生活改善到什么地步，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思想永远不能丢。”与抗战时期相比，如今“过紧日子”的背景、内容、环境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但作为党的优良传统和历史经验，其本质要求血脉相承，赓续不变。
（二）“过紧日子”是民心向背的风向标。“过紧日子”是为了人民过好日子，核心在为民。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新四军的历史充分说明，民心向背决定着历史的选择，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镇江敌后抗日根据地广大党员干部艰苦朴素的作风和行动，不仅减轻了人民群众负担，更重要的是提高了政治信誉。人民群众看在眼里，佩服在心里，交口称赞道，共产党、新四军到底不一样，处处为百姓着想，事事做抗日榜样！边缘区、游击区的人民群众更是从敌我双方征收税赋的巨大差异中，感受到还是“新四军亲”，更加积极踊跃交纳给我方的“爱国粮”、“抗日粮”，白天不行就晚上送，今天不行就明天送。“过紧日子”成为民心向背的风向标，最终决定了历史的走向。时代在变化，但为民的初心不能变。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从来没有动摇过、偏离过、懈怠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如今党政机关“过紧日子”，同样是为了尽量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节用裕民，造福人民，用辛苦指数换来人民的幸福指数，让“紧日子”与“好日子”的同频共振。
（三）“过紧日子”是转变作风的催化剂。“过紧日子”就是要养成艰苦朴素、厉行节约的作风。当年镇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党政领导干部来自五湖四海，家庭出身、个人经历、生活习惯等都不尽相同，但很快实现了作风的转变和统一，其根源在于革命熔炉的锤炼，而“过紧日子”的要求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加快了转变的进程。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提出了“党政机关要习惯过紧日子”的要求，这一方面说明“过紧日子”的作风转变已经取得成效，另一方面也说明“过紧日子”并非一时之需、权宜之计，而是需要长期坚持的原则和方针。我们要在既有基础上，深入巩固、继续催化作风转变，原来不“紧”的地方要加紧，原来“紧”的地方要更紧，驰而不息地将“习惯过紧日子”的要求化风为俗。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没有休止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节俭朴素，力戒奢靡，是我们党的传家宝。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但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点也不能少，坚持以俭修身、以俭兴业，坚持厉行节约、勤俭办一切事情。”这就要求我们以“习惯过紧日子”催化党政机关作风转变，推动作风建设的常态化长效化。深化节约型机关建设，切实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真正把“好钢用在刀刃上”，把每一分钱花在关键处、花出最大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