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鉴编辑出版作为一种文化活动，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年鉴编辑要有明确的政治意识与把关意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年鉴编辑的政治意识，对一个国家的文化形态与文化属性起着决定性作用。年鉴编辑除了具备政治意识之外，还要熟悉相关的法律法规并具备相关领城的专业知识；还必须严格遵守一系列国家出版标准和规范制度，并要有高度的责任意识，这样才会尽可能地提高的把关能力。

首先明确年鉴编纂政治把关的职责，作为政治把关的第一道关口——年鉴编纂者，担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出版管理条例》明确规定:“我国出版事业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传播和积累有益于提高民族素质，有益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丰富和提高人民的精神生活。”凡涉及党的基本路线和重大方针政策，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评价，国家法律、国界、政治、军事外交、统战、宗教、民族、保密等重大问题，以及涉嫌宣扬淫秽色情封建迷信、荒诞无稽等内容的，不论明显的或隐性的，均须认真审读，慎重对待，认真进行处理。

其次，加强政治把关意识，首先要加强政治理论知识学习，提高政治敏感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年鉴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具有中国年鉴事业发展的主流舆论覆盖面和影响力。

再次，要不断掌握新知识、熟悉新领域、开拓新视野，增强年鉴工作者自身理论和业务的本领能力。熟悉相关法律法规，国务院和国家新闻出版主管部门颁布很多关于出版管理的法律法规以及政策性文件，这些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是年鉴编纂活动的基本依据。作为年鉴编辑，对此应有所了解，对涉及出版内容、选题管理的文件，尤其要重视。在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当中，《出版管理条例》和《图书、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重大选题备案办法》，是涉及出版物内容选题管理的两个最重要的法规，是年鉴工作者审稿中增强政治意识和把关能力需要熟悉掌握的两个法规。在年鉴整个工作过程中，政治把关意识贯穿于年鉴编纂工作全过程。

一、框架设置

年鉴框架设置是年鉴编纂的基础，特别讲究的是归类要合理科学，如果在事物的归属方面不注意事物方面的联合关系和矛盾关系，往往会出现不应该有的问题。比如将《民主党派·工商联》放在“中共党委”类目（分目），就属于此类。在中国的多党合作政党制度中，共产党是执政党，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共产党居领导地位，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领导是政治领导，主要是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这是多党合作一个重要原则。再比如，将我国民革、民盟、民建、民进、农工、致公、九三学社、台盟等党派的排列顺序，是根据各民主党派及其代表人物参加民主爱国斗争的历史与行动，并经过充分协商的结果。如果排列错了，就有悖于统战工作的初衷。某年鉴在“中共党委”栏目设置《友好交往》，而其中内容分别有与外国和中国台湾、大陆党政部门的交往，显得很不得体，政治敏感度不强。这些问题都属于在处理年鉴框架时政治意识不强，以至于没有处理好这些敏感的问题。

二、条目选题

条目选题原则上强调“大”“新”“特”，强调条目选题要选择大事、要事、新事、特事予以刊登。但是有的年鉴在执行这项原则是，往往不注意适度而出现偏差。比如，有的年鉴在公安部分设置《重点人员管控》条目，内容涉及很多社会治理不宜反映的内容和事情，而这类影响社会稳定的内容不宜在年鉴中反映，所以还是不设为安。再如，人武部内容设置《“合成作战中心”建设》条目，详细记述“合成作战中心”的内部外部的具体情况，有涉密泄密之嫌。这样的条目还是不设为好。党委政府的机要工作是保密性非常强的一项工作，有的年鉴设置《机要工作》，而且写得很详细，这就违反了保密的要求，所以，这类条目还是不碰为好。邪教或非法宗教团体取缔的条目记述不宜过详，应尽可能采取回避的原则，不记或者少记为宜。

三、条目编纂

由于在条目编制加工时，缺失政治方面的敏感性，往往也会出现政治问题。从近年出版的各级各类年鉴来看，条目编纂的政治把关也是编写中常见的突出问题。比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能随意写成“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根据新华社发布的《新闻信息报道中的禁用词和慎用词（最新修订版）》，中央领导人到访香港、澳门应称为“视察”，不得称为“出访”。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到访香港、澳门应称为“考察”或“访问”。中央领导人涉台活动，要根据场合使用不同的称谓，如在政党交流中，多只使用党职。记述中小学生考试成绩排名情况，这种记述不符合现行教育方针政策，记述时应予回避。“法制”与“法治”，前者是法律和制度的总称，后者指的是贯彻法律至上、严格依法办事的治国原则和方式。2020年7月，中央政法委机关报《法制日报》更名为《法治日报》，前后一字之差，精准体现了全面依法治国的内涵、要义，年鉴条目编辑时也应分清不同的用法。

以前不太在意的党的“常委会”“常委会会议”表述，现在应当用“常委会会议”这一规范表述；而“常委会议”这一表述是不规范的。

2018年1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难发现，此前我们已经开展了十多年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现改称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这是党中央、国务院依据涉黑涉恶问题的新情况、新动向而做出的决策，使专项斗争的目标、方式等更加明确。2021年，专项斗争转入常态化阶段，目前的提法为开展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所以，一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扫黑除恶斗争”“扫黑斗争”等说法都属于不规范的表述。

在涉及我国的民族政策表述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不能写作“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不能写成广西省或广西自治区。“蒙古族”不能简称“蒙族”，“维吾尔族”不能简称“维族”，“哈萨克族”不能简称“哈族”等。

在年鉴条目编辑中，特别要注意敏感词语运用和处理，比如某年鉴中出现“国父纪念馆”，应改为“台北中山纪念馆”[根据新华社发布的《新闻信息报道中的禁用词和慎用词（最新修订版）》]。“港澳台游客来华旅游”，应该表述为“港澳台游客到大陆（或：内地）旅游”。涉及全国重要统计数字时，如未包括台湾统计数字，应在全国统计数字之后加括号注明“未包括台湾省”。

外籍人士与港澳台人士要有所区别，不能混为一谈。

宗教团体不能表述为“正式批准”，而应表述为“依法登记”（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记述信访工作时，还要注意信访工作对社会稳定的重要影响。不应以对立的情绪、词语记述信访、上访问题。

对一些关键问题的表述，要注意符合国家的大政方针，正规的表述不能改动文字。比如，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我国文艺工作的“二为”方向，多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连用，这是专有名词，不能随意加词、改词。比如，“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政治术语、专有名词，不能随意改动内容。中共党的十九大报告原文是: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表述时要准确无误。

四、校对出版

在年鉴出版阶段，校对是极为重要的工作，是图书出版质量保障体系中的重要环节。《图书质量管理规定》明确，编校质量就是编辑加工和校对的质量，并规定“出错率不超过万分之一的图书，其编校质量属‘合格’，出错率超过万分之一的图书，其编校质量属不合格”。年鉴是供人们查阅的文献资料，要求其负载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因而对编校质量的要求也更高，即使有万分之一的差错，也会导致年鉴全书的部分信息失真，贻误读者，影响年鉴资料的权威性。由于我国年鉴编纂出版工作的特殊性，年鉴校对工作主要还是靠编纂单位自己来完成，这更增加了年鉴校对工作的艰巨性。不管是以书号还是以刊号出版的年鉴，如何守住出版质量出错率不超过万分之一的底线，是年鉴编纂人员面临的不容乐观的严肃问题。比如一幅彩页中有唇腭裂患儿画面，未加任何处理（应加马赛克作遮挡处理）。再如，彩色画页中将市长活动图片放在市委书记活动图片前面，不符合我国干部排序的习惯。

当前年鉴中使用地图的问题也要特别注意，年鉴出版单位要按照《地图管理条例》申办审图号。避免出现地图变形或国界不清等问题。2023年，自然资源部发布了最新地图规范，对南海诸岛、钓鱼岛、台湾省地图作了明确规范。其中，对台湾省地图的规定特别细，在地图上，台湾按省级行政区单位表示，台北市按省级行政中心表示，台湾省的新北市、桃园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按地级行政中心表示。此外，若单独绘制台湾省地图，还当绘出钓鱼岛和赤尾屿。值得关注的是，俄罗斯媒体也对“中国发布最新地图规范”进行报道，俄卫星通讯社还特别表示，在中国新版地图规范中，要求俄罗斯的8个地名必须标注中文名，分别是：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乌苏里斯克（双城子）、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萨哈林岛（库页岛）、涅尔琴斯克（尼布楚）、尼古拉耶夫斯克（庙街）、斯塔诺夫山脉（外兴安岭）。所以，在地图校对时，也应该特别谨慎。

出版校对阶段，标题文字断行也应引起重视。标题文字断行的原则应该以词为单位，否则会引发误解。比如标题“我要做爱学习的好孩子”，在断行时，不能断成“我要做爱”“学习的好孩子”，显得很不严肃。人物姓名特别是重要人物姓名也不要发生断行的情况，姓名文字更不能出差错。如果是图片说明，对人物在图片中的位置标注一定要准确，不能有误。（作者：杨正宏）